《厄运》 – 于劲_神秘学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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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运》—— 于劲

常成：真实的历史、真挚的灵魂——《厄运》再版跋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在中国大陆，战俘问题在1952至1953年几乎天天占据《人民日报》的版面。最初的消息几乎都是译自外国通讯社的报导。自1952年2月开始，不断有少量的被美军征用训练后被空投或从陆地、海上渗透回北朝鲜的战俘特工被中朝方抓获，中方才开始获得战俘营内部的相关情报。1953年4月，1030名伤病战俘通过“小交换”遣返，他们带回战俘营内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汇报。在停战后的“大交换”中，又有5,640人获遣返，包括所有的地下党领袖。

他们对战俘营斗争的记述被以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为代表的中共官方所接受，并通过新华社的报导广为传播。中共官方也组织老舍、胡风等文人访问战俘，在 1953年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如胡风在吉林扶余县探访伤病战俘，不久就在《人民文学》第九期上发表的〈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

然而，随着1954年1月一万四千余名中国战俘被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释放，随即被联合国军送往台湾，而后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重提战俘问题得不到任何响应，到1954年下半年战俘问题就从中国媒体上销声匿迹，在此后近二十年不再被提起。

遣返战俘绝大多数都受到严厉处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迫害，但是自1980年代初得到“落实政策”（即象征性平反）以后，幸存者开始编写出版回忆录。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张泽石主编的集体回忆录《考验》以及张泽石的个人回忆录《我的朝鲜战争》。

还有两位离休的解放军干部长期致力于为战俘平反、改善待遇，他们也编着了一系列重要文献。贺明曾于1953年停战后参与对“拒绝遣返”的战俘进行“解释”，后出版《见证:朝鲜战争战俘遣返解释代表的日记》，详细纪录当时中共官方对战俘营情况的调查与分析。该日记说明中共对反共战俘的了解几乎都是来自遣返战俘的汇报。另外，前《解放军文艺》副主编吴金锋在1980年代采集了400余名遣返战俘——包括几乎所有亲共领袖——的口述访问和相关个人档案，编辑成《安德舍笔记：归国战俘自述集》，但该文集未能出版。

以上所述大陆出版的战俘文献多是基于由遣返战俘所提供的材料，包括他们在 1953年遣返后的汇报材料、审查自述、1980年代以来的回忆和口述。这些材料非常丰富，而且内容大多平实可靠，但也有其局限。首先是材料来源单一、同质化。其次，囿于大陆的出版环境，不符“主旋律”的内容难见天日，因此并不能完整呈现战俘营斗争的复杂性。

而年轻的解放军作家于劲于 1988年出版的《厄运》却相当充分、平衡地再现了联合国军战俘营当局与战俘之间、反共与亲共战俘之间、以及亲共战俘内部复杂而残酷的斗争。虽然这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但其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志愿军战俘、也是研究韩战后半段绕不开的必读之作。

真实的历史——《厄运》

作为一名学院训练的历史研究者，我一直地对报告文学、红色回忆录与官方媒体报导怀有警惕。2007年，我接触到战俘问题，开始阅读张泽石主编的《考验》和于劲着《厄运》。当我读到前四川大学学生、战俘林学逋因公开坚持要回国而被反共战俘李大安杀害，林临死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出自《厄运》）这一场景时，我对此相当怀疑。

我的学长周杰荣曾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战俘档案，他建议我去华盛顿一探究竟。几周后，我在档案馆找到了战俘营当局对林学逋案的调查报告。其尸检报告注明林“双眼淤血、两个鼻孔出血”， “左臂外侧面积为12乘7厘米的皮肤已被撕脱”，“胸腔、腹腔被利器刺穿，导致大出血”，证实了以上两书关于林学逋被棒打、手臂上的刺字被割掉、再被尖刀刺死的描述。

虽然尸检报告不可能证实林是否高喊口号，亦并未提及林的心脏是否完好，因此无法证实李大安挖出林学逋心脏的指控，但其他细节的高度吻合大大提升了两书的可信度。而调查报告中两张林学逋遗体的照片更完全印证了《厄运》中目击者余昌智的描述：“林学逋等三具尸体，光身子趴在土堆上，林学逋口里含着土，鼻子，膀子，肚子上都是鲜血”（页301）。虽然于劲写《厄运》没有机会接触到美国档案，但其描述与美方档案文献、照片的高度互证令人惊叹。

关于林学逋遇害的报导最早出现在1953年3月31日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引用被中朝方俘获的战俘特工、前战俘营警备队员（即李大安的打手）曹经国的供词，称“林学普临死时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而随后的两次报导并未提供更多细节。

在1998年出版的《考验》中，张泽石、赵国玺和丁先文撰文〈不畏强暴的林学逋〉，但三名作者都不在遇害现场，该文亦未明确引用目击者的叙述，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而《厄运》却有两份独家的第一手材料：来自林遇害过程目击者梁光辉的口述（页298）和林弃尸目击者余昌智的法庭供词。

以林学逋遇害案为例，我们可从口述历史与档案材料两方面来讨论《厄运》的史料价值。尽管该书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但于劲的研究方法其实与优秀的历史学者无异。她“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广泛访问亲历者，搜集档案材料。首先，于劲在1985至1986年行走全国各地，采访了近百名战俘，包括在川西小城丹棱县找到的“梁疯子”梁光辉。此时，这些幸存者刚刚摆脱毛泽东时代磨难，年龄大约五十多岁，仍属壮年，记忆依然清晰。

我从 2008年开始在各地寻找、访问志愿军战俘幸存者，几乎每到一地，当地的战俘就会回忆起当年接受于劲访问的情形。我很快就意识到其实我是在追随于劲的足迹，但已很难复制她二十多年前的鲜活记忆。当年的受访人不少已经过世或不断凋零，包括赵佐端、孙振冠等战俘营领袖以及梁光辉等关键证人，而健在者的记忆也不免有所退化。这十年间，我一共访问了九十余名前志愿军战俘，包括在大陆的三十一人（其中包括十二人曾受于劲访问）、台湾五十五人、美国一人、阿根廷一人，以及四名在阿根廷和巴西的朝鲜人民军战俘，另有一名联合国军从台湾聘用的文职翻译，一名美军翻译与一名美军警卫。我的口述访问在广度上超过了于劲，但多方材料的互证却多次证明《厄运》的可信。

我虽然未能找到林学逋遇害的目击者，但在台湾找到了在林被杀后几分钟到达现场的两名战俘。杨树芝曾任72号战俘营第一大队大队长，林学逋曾担任其翻译，二人关系良好。据杨回忆，事发当晚，他听闻林学逋被抓走，立即赶去营救，却晚了一步，赶到时林已经躺在血泊之中。此时李大安正带着打手用棒球棒殴打另一个战俘，此人高喊“毛主席万岁！”结果被打得脑浆迸裂。另一位受访人赵英魁被押送进行刑的礼堂时听到有人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进去时两人“已经不动了，没气了”。综合战俘营当局的尸检报告、《厄运》以及以上口述，基本可以证实林学逋与另一受害人张振龙（或张振竜）临死前高喊口号的记述。

2013年台湾国史馆出版了《韩战反共义士访谈录》，受访人包括两名曾在李大安手下担任警备队员的战俘。刘通和（化名）回忆自己亲眼看到李大安“一榔头从后脑杓打下去”，林学逋“一头就栽在里面”。而萧力行称，“杀他他还喊毛泽东万岁，死的时候还叫两、三声毛泽东万岁。他那时候知道也没命了，干脆做个英雄。”至此，林学逋遇害前高喊口号的记述可确定无疑。

第二，于劲做了历史学者该做的、能做的所有档案搜集工作。当年她与钱钢一起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韩战时期中国政府整理的外电对战俘问题报导的卷宗，她还请在美国留学的亲人搜集韩战时期的报章杂志。

最重要的是，她通过战友获得一批北京军区军事法庭档案，其中包括十几名战俘“特务”以及几名亲共战俘营“叛徒”的法庭供词与判决书。这批战俘“特务”都是原志愿军战俘，大多是前国民党军校毕业生、国军军官以及战俘营反共组织干部。美军情报机关“8240部队”（及其分支TLO“战术联络组”）自1951 年底至1953年底一共征用了约三四百名战俘，通过空投或陆地、海岸线渗透等方式投送至朝鲜北方收集情报，其中大多数被中朝方捕获，包括李大安、魏世喜、王家悌等主要的反共战俘干部。他们的供词涵盖了他们在韩战前、战场上、战俘营中和美军情报机关的经历，而其中关于战俘营内斗争与情报机关的内容是极其重要的独家史料，填补了中国大陆、台湾、美国三方材料的空白。

中国大陆的战俘史料主要是来自归国战俘的叙述，但由于反共战俘在巨济岛战俘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亲共战俘对压迫他们的反共战俘的了解极其有限，因此其叙述并不完整可靠。至于台湾方面，由于相当数量的反共战俘干部被美军征用，派往北朝鲜，他们大多被中朝方俘获，只有少数幸存并前往台湾，因此台湾方面也没有这批重要反共领袖的准确资料。

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各类战俘相关档案也有严重缺陷。首先，美军情报二处G-2留下的千余份中国战俘审讯纪录虽然囊括大多数亲共和反共战俘干部，但其关注重点为受审人被俘前的军事及政治、经济、社会情报，完全不涉及被俘后经历。其次，战俘营当局对战俘营内部的复杂斗争并无掌握，因此其纪录较为简单。除非涉及到战俘死亡调查，这些报告几乎不会提到任何战俘的姓名，因此研究者无从了解战俘个人的具体角色。最后，高度机密的美军情报机关8240部队的文件至今仍未解密。

《厄运》中大篇幅地直接引用了十余名被俘“特务”的供词，这成为研究者了解战俘营每部斗争的一个重要窗口，可与海峡两岸战俘的口述、官方档案互证。而李大安口供更是详述他在国共内战期间与韩战初期的经历，其主要时间节点可与其美军审讯纪录互证，但其口供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细节，可帮助读者了解这个恶名昭彰的战俘营“活阎王”的悲剧人生。

除了战俘“特务”，《厄运》也引用几名“叛徒”的供词。他们都是在1952年4月的“甄别”中选择回国，来到亲共战俘营后却对地下党不断发动流血斗争产生恐惧、厌恶和动摇，因而翻越或试图翻越铁丝网，以逃避流血冲突。结果停战后被押送回国，面对审判，有的被处以死刑。比起这些活着回到祖国受审的“叛徒”，另有十七名“叛徒”在战俘营就被地下党组织“判处了死刑”（页406）。

相对于其他书对“锄奸”行动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厄运》详细描述了多位“叛徒”的“叛变”动机与过程，他们被处决的过程，以及锄奸决策者与执行者当时的心态与后来的反思。虽然坚持主旋律的刘白羽对此略有微词，“有些地方笔墨太重”，但这正是本书重要的价值。

真挚的灵魂——于劲（1953—2016，《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的夫人，报告文学作家）

1984年，三十一岁的南京军区护士于劲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此之前，她已经历过两年艰苦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岁月、十三年的军旅生活，在部队先后当过洗衣员、炊事员、饲养员、广播员、通讯员、电话员、和卫生员。此时，她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军旅作家，曾在1982年、1983年连续两个夏天深入到中越边境战争前线，与前哨排的战士们共同生活了二十余天，两次到前线巡逻。她随后发表了根据此经历写作的小说与报告文学并获奖，她把稿费、奖金近八百元人民币全数寄给了前线的战士们。

1985年夏天，经解放军艺术学院同班同学金辉的介绍，于劲认识了在北京的归国战俘张泽石，由此开始了对志愿军战俘的研究与采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的足迹遍及黑龙江、辽宁、吉林、江苏、湖北、山西、四川、上海等各省市大大小的城镇、乡村，采访了处于最底层的近百名归国战俘。

二十多年后，我追随于劲的足迹，也行走在四川、云南、北京、山西、河南、上海，寻找健在的战俘。我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当地的战俘称赞《厄运》最真实地再现了他们当年的斗争与磨难，也会深情地回忆当年于劲访问他们的场景。成都的钟骏骅今年87岁，近年已经失智。2007年，我第一次访问他时，他回忆起1986年于劲来成都采访，就住在他家附近的一个招待所。于劲每天一早准时到他家，开始一整天的访问。受访的战俘从四川、云南各地赶来，络绎不绝，采访持续了一个多月（参见页531）。

时年52岁的林模丛从昆明赶到成都，于劲在书中写下了他们访谈的场景：

一九八六年三月，春光和煦，我和林模丛走在成都一条宽阔的街道上，边走边谈。这一回，他特地从昆明郊区的农场起来，……一身朴素。一身陈旧。极普通的蓝布中山装，磨得泛白的裤子，一双绽裂了鞋边的旧皮鞋。方正的脸庞黝黑粗糙，除了那双总是想热切地表达一些什么的眼睛，他的一切都使我感到平凡、普通。厚厚的结满老茧的双手，微微有些弯驼的结实有力的后背，只有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才可能具有的粗大的体魄。走到黄昏，夕阳为早春染上淡淡的温暖。我在瞅那双破边的皮鞋，怕它散裂。（页260）

二十三年后，我在昆明第一次见到林模丛，看到一幅很熟悉的样子，原来于劲的描述是那么的真切、传神。后来林老得过癌症，但他仍然不辞劳苦，前往全国各地访问战俘难友，他要完成他自己的战俘研究专着。于劲去世后，林老来信，请我在追思会上代他发言，这位质朴坚强的八秩老人承诺要将“『战俘事业』进行到底”。

于劲是一名军人，她上过战场，闻过硝烟，她热爱战士，却痛恨战争。正如她自己所说，她“对暴力和意识形态深恶痛绝”。《厄运》是一部反战的战争文学，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于劲对一个个遭受苦难的鲜活生命的深刻同情与诚挚关怀。

在于劲笔下，每一个战俘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即使是那些所谓的“叛徒”被还原成曾经坚强亦会脆弱的普通人，他们在常年高压下几近崩溃，甚至神经失常。战俘营极端的环境不允许他们和平地等待遣返回家，于是他们作出了极端的选择——逃亡，却招致极端的惩罚。于劲的写作超越了非黑即白的斗争思维，充分呈现战俘营斗争的残酷与复杂，也突显了战俘个人的生存困境与生死挣扎。

因为真实、真挚，《厄运》是一部优秀的历史着作，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

谨以此文纪念于劲——这颗真挚的灵魂。

也借此纪念产生了于劲与《厄运》的八十年代——过去半个世纪中国有最多希望，也有最多可能的时代。

关键词：厄运;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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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Readers\’ Comments

于劲是我们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但这本书包含的苦难已经远远超越切尔诺贝利或是锌皮娃娃兵，甚至古拉格了，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也未曾直视这段复杂的历史，除了这本书里所发出的遥远呼喊。这些厄运，具体一点说，就像是把灵魂和精神放进历史的磨盘里，美国人先碾一遍，再糊起来，然后台湾人碾一遍，再糊起来，我们自己人再碾一遍，最后，剩下的只有破碎不堪。

「于劲痛恨战争，但爱士兵－－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当她为写作《厄运》开始采访时，这种情感很自然投射到志愿军战俘们－－上一辈的年轻战士身上。这个创巨痛深的悲剧，有太多太多的内涵，值得全人类深省。于劲不止一次对我说，她对暴力和意识形态深恶痛绝。是的，她说的是“暴力和意识形态”。」（引自钱钢为夫人于劲着作《厄运》重印纪念版所作的序）。此书文笔不算第一流，作为群像式报告文学，也有些地方过度抒情，主客观点的区分不够严谨，但毕竟是抢救历史的一部罕见力作。五星致这位已故作家的共情与勇气。

我本以为看张泽石先生的书就够沉重了，看了于劲这本才是真的痛心。最近听说姜文要拍战俘营里的奥运会了，什么时候能把厄运拍成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战俘营里的残酷政治斗争流血牺牲事件，他们这六千多归国战俘包括在台的，一共两万多人都凋零得差不多了，非要等到人都没了，才能正视这段历史吗

作者 Author

于劲

女，曾用笔名肖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3年出生，1971年入伍。1972年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1981年始在《收获》、《中国作家》、《昆仑》、《青春》等刊物上发表中篇小说，曾获得《昆仑》、《青春》及浙江省优秀作品奖，并着有中篇小说集一部。1984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1986年毕业后任南京军区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长篇纪实文学《厄运》是在学校读书期间采访、毕业后完成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