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评传：近代中国的“歧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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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评传：近代中国的“歧路人”》—— 张晓京

《近代中国的歧路人罗家伦评传》主要内容：高等教育管理工作，应该说是罗家伦最有心得、最有建树的领域，也被认为是他“飞黄腾达”的“不拔之基”。但是，无论是罗家伦年仅三旬即出任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时期，还是他执掌中央大学近十年的光阴，“赫赫声名”的背后却是难抵毁誉参半的忧伤和壮志未酬的遗憾。抗日战争期间，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罗家伦的的确确是发挥他“学者化”的“政治人”与“政治化”的“文化人”的优势和特长，在中央大学校长的任上，他着书立说，撰写了《新民族观》、《新人生观》等着作，从中华民族起源的角度，构建其“新民族”的理论体系，以“文明史”替代“政治史”，强调政治的统一与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通过从体格、品格等多方面塑造“强者”的形象以影响青年，试图培养一代具“新人生观”的“新青年”，以应对民族生存的危机。无奈，这些努力虽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随着他的去职，也都一一销声匿迹。出使西北，在饱览河山壮美之余，目睹“建设的落后”，“政治的腐败”，“分裂的危机”，罗家伦也曾经忧心忡忡，言辞恳切地上书中央政府和蒋介石，发出”经营趁早”的呼吁。然而，所谓“开发西部”对于忙于内战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而言，无非是一个暂时安定边疆的权宜之策，不可能有长远的规划和实质性的措施。罗家伦富有远见的建设性意见也不过如泥牛人海，毫无声息。任命历史学出身的罗家伦出任印度大使可以说是“得人之举”。罗家伦对中印关系问题也一直比较关注，并曾经撰写过一系列文章加以讨论。在大使任上，他竭尽全力，为维护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国际形象”而四处奔走，但却无法挽回“蒋家王朝”“大厦将倾”的政治宿命。降旗撤馆，黯然返台，他的所谓“外交”实践，一言以蔽之可以用“以受命危难开始，以彻底失败结束”来形容。罗家伦的政治生涯，一次次的起落，无一不是“高调开场”，尴尬收局。到了晚年，罗家伦终于回到了他一直不能释怀的老本行——历史学的天地，可惜，他所从事的并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被“偏安一隅”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再一次“御用”的“史政管理”，被台湾学者吴相湘语带嘲讽地讥为“修史不成编”。

关键词：罗家伦评传：近代中国的“歧路人”;张晓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