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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佩孚风水

2、现在还有慈禧太后的墓吗？或者还有她的尸体吗？

吴佩孚风水

商水县平店乡白塔寺袁世凯家族

作者：刘水龙

作者简历：1976年出生于河南省商水县平店乡平店村四组，北大光华本科毕业，获得北大最高奖学金，后来就读北大哲学系研究生。大学毕业后进入君安证券工作，2001年自营B股交易量一度占全国近半；服务于多家中央企业，承揽过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IPO、中海油债券经纪。现担任某投资公司总经理，经营几十亿资产，投资于股票、股权、期货、债权等领域。

资料来源：

《商水县志》、《项城县志》、《淮阳县志》、《西华县志》、《陈州府志》、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文物地图集·hé南分册》、《春秋》、《史记》、《三国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胡天生《读懂汝颍古河道—汝颍乱名八百年解读》、程必定吴春梅《淮河文化纵论—"第四届淮河文huà研讨会"论文选编》、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十、《续修四库全书》第915册、《商水党史》、《周口党史》。

商水县平店乡白塔寺兴于汉盛于唐，是有名的僧侣集散地之一。它的特殊地理位置曾引来许多风水先生为之注目。白塔寺是大乌沟(清水河)和小乌沟(孙洼沟)jiāo汇之地，相当于东西护法，正南则是牛王寺沟和大溵水(南干渠)注入清水河(颍河故道)之地，相当于屏风把正门。

清朝末年，袁世凯家族把墓地也选到了此处。袁世凯曾命人在此修建袁家花园，并命平店的名士刘振玉在此栽种柏树两千余株，摆成九宫八卦的阵形以护卫这方水土。 如今，柏林、廊房和碑楼，成了白塔寺三景。特别是白塔寺的碑楼子，已成为众人寻访的重要景点。文革前白塔寺的碑楼子有八九座，分散在清水河(大乌沟)两岸以及袁家花园附近。文革期间，白塔寺的袁家花园惨遭破坏，连碑楼子也未幸免。文革后期，当地的人们把石bēi碑板隐藏起来，才保留下来许多珍贵的文物。如今的白塔寺碑楼是文革后重建的，但碑板都是原lái的老碑板。

现在，白塔寺仅有五座碑楼子，他们是袁世凯的叔祖母，袁世凯的四位叔父(袁保基、袁保信等)的神道碑。如袁保基的神道碑上书："皇清浩授通义大夫晋封资政大夫二品衔道员用江苏候补知府袁公讳保基字立亭行一神道"，碑文用楷体书写竖行排列，无标点。碑板系青石，并且碑板边缘雕刻有八仙图像，非常精致。袁保信的神道碑书写："皇清浩授……大夫晋封资政大夫袁公讳保信字果亭行四神道"，碑板四周雕有四龙吐火之图，每边两条龙非常逼真。

最令人关注的就是徐世昌撰文并手书的"项城西北宿龙桥庙袁母杨……立祖墓碑记"。该碑记是用苏黄体小楷书写，竖行排列，无标点，全碑碑文两千多字规规矩矩地排列着。碑文大意主要就是颂扬袁母(非袁世凯母亲)杨夫人的功德的，如"清故袁命妇杨太夫人生乾隆五十有七年烁九月廿三日淮南名门允辉公中女项北光禄……"。碑记的末尾署有："清朝赐进士出身军机大臣……太保民举guó务卿东海徐世昌谨撰并书"，又有时间"中华民国叁年岁次甲寅吉日"，碑的左下角书有"禹州李中州，候殿选镌石"的字样。徐世昌(1855—1939)，原籍直隶天津，出生于河南汲县。徐世昌1896年因母丧回河南时，袁世凯正在直隶训练新建陆军，因此徐成为袁的谋士。1914.5徐世昌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国务卿。在1918.10—1922.10间任民国大总统。

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娘家是上蔡县崇礼乡前店村)，是其父袁保中的庶妻。袁保中先后娶刘氏、郭氏二妻。先订婚之妻郭氏为项城县郭心庄人，到完婚时，郭氏患病不能出嫁。袁家要退婚，郭家不愿退，但同意袁保中另订婚娶妻。如郭氏病卒，即作罢婚，如郭氏病愈，仍可娶之为妻。袁保中与刘氏订婚，并先娶之为妻。婚后刘氏生长子世昌，后郭氏bìng愈，又娶之，郭氏生次子世敦。刘氏连续生三子世廉、四子世凯、五子世辅、六子世彤。郭氏和刘氏不是妻与妾的关系，但依当时的礼俗，先与郭氏订婚后娶之为qī，却认为是嫡妻；后与刘氏订婚先娶之为妻，却认为是庶妻。刘氏因自己是庶妻，主动把堂楼让给郭氏居住，自已移居于东侧楼。刘氏、郭氏所生之子随之也就有了嫡庶之别。刘氏所生长子世昌不能算长门，郭氏所生次子世敦则为长门。因而袁氏族中称之为"长子不长门，长门不长子"。袁保中嫡妻郭氏先病卒，葬在袁氏故居袁寨北新起坟地里(袁寨西边曾有袁家坟地)。后来袁保中病卒，亦葬在新起坟地里，与嫡妻郭氏合葬。

当时袁家四世同堂，祖母郭太夫人，母王太夫人皆年高，保中yú诸昆弟中最长，家事唯渠是任。那时正是太平军和捻军在豫皖境内活动兴盛时期，各地方乡绅豪富均大办团练防剿之。袁保庆、袁保恒随袁甲三在皖豫"防剿"起义军，袁保中、袁重三及其近族袁登三等均在项城家乡举办团练，修筑寨堡。袁保中将家事付予妻刘氏。刘氏侍奉婆祖母郭太夫人，婆母王太夫人，能得欢心。

袁世凯童年时过继给其胞叔袁保庆为嗣子，7岁时即离开项城随袁保庆赴山东济南。袁保庆延塾师王志清授zhī读书。在童年及少年时期，袁世凯主要由嗣母牛氏抚育。袁世凯侍奉袁保庆和牛氏都很得其欢心。后又随袁保庆赴南京塾馆读书。1873年，袁保庆病卒，袁世凯才十三、四岁。1877年，袁世凯正随其堂叔袁保龄在běi京塾馆读书，其生父袁保中在项城病卒，因袁世凯已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并准备秋闱考试，袁保龄不让他回籍奔sàng，袁世凯哀痛失血，咽喉溃烂。

在袁保庆、袁保中相继病卒后，袁世凯即同时侍奉嗣母牛氏和生母刘氏。当袁世凯奉使朝鲜，治兵畿辅(即小站练兵)以及巡抚山东之时，刘氏皆就养。在嗣母牛氏病卒后，袁世凯就专力奉养生母刘氏。

1901年，刘氏病卒于袁世凯山东巡抚任所，当时八国联军正驻兵京师分据天津各处，袁世凯电奏逃避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得旨"山东地方紧要，正赖通筹全局，着赏假百日，在署(即山东巡抚任所)治丧。"袁世凯再吁请回籍营葬，又得旨俟大局定后，再行shǎng假。慈禧并敕封刘氏—品夫人，建坊题褒，赐祭一坛。由袁世凯三兄袁世廉奉榇回籍卜葬。

1901年冬10月，与八国联军和议告成，袁世凯移督直隶。11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回到北京。1902年7月，收回天津。8月，袁世凯再具疏请回籍葬母。9月，慈禧太后赏假40日，赏内帑3000两。袁世凯奉命即行。10月，驰至项城，17日癸卯，奉生母刘氏之丧，葬yú项城东北师寨。

袁世凯在回籍葬母前后，曾数次致函徐世昌，商谈回籍葬母事宜。妇女的社会地位,"妻以夫贵,母以子荣"。袁世凯回籍葬母，河南巡抚张人骏遵命致祭，遣按察使等毕会僚吏。在此之前，刘氏棺榇由山东运回项城后，暂停放在袁寨待卜葬。袁世凯回籍葬母时，原打算把刘氏安葬在袁寨北新起坟地里，但在刘氏安葬地点上，却发生了一场家庭内兄弟间的—场争论。袁保中嫡妻郭氏所生次子袁世敦以长门身份，不让刘氏安葬在袁寨北新起坟地，认为庶妻不能与嫡妻夹棺并排埋葬，须埋葬坟地之外边。尽管袁世敦坚持不ràng刘氏安葬在祖坟正穴，却阻止不了袁世凯葬母时的铺排阔气场面。

袁世凯在安葬生母刘氏期间，设3个地方进行祭吊和安葬。袁寨是袁世凯童年居住过的地方，在那里有袁家房宅、楼房、瓦房、草房共240多间，但住人很多，寨内外空闲地很少，不便迎纳众多的祭吊者和观礼者，故在袁寨只作办理安葬刘氏事宜的地点。在袁寨偏西北约20华里的袁张营(以前称骡马张庄，袁家由袁阁迁移部分族众居住在那里，因袁甲三等官大势盛，便把袁姓放在张姓之前，改称袁张营)，有袁氏近族袁登三及其后代修筑的土寨墙，在寨内建有袁家楼房，寨外空闲地较多。在袁张营寨外西边空地建有宽阔的砖瓦房大院，又新修整—番，把祭吊刘氏的灵堂设在那里，专供接待官吏、绅士、亲族、乡邻、友好等前来祭吊。在袁寨偏东北约20华里的师寨近处购买红土凹(或称洪洞洼)新坟地—处，作为安葬刘氏的茔墓地。在那里新建起墓基，并建造砖瓦房若干间，设宴招待修墓者和祭吊者。在以上3个地点，都悬有帅府的匾牌。

袁张营的一座宽敞大院，占地约20亩左右。大院分为前后三四个庭院，坐北向南，房屋共100来间，多数为瓦房，部分为草瓦房(房顶半为淮草，半为瓦覆盖)和草房，各庭院都有东西厢房，大院南门外约百十米处有一高厚的砖砌影壁墙。刘氏灵堂设在大院之内。当时，大院门前摆列着成群的丝绒制的骡子和绒线缝制的马，在大院周围悬挂着无数丝绒缝制的伞，大院前门外还摆列着十来里长的纸人、纸楼等，这些东西连续烧了几天几夜才烧完。在祭吊刘氏期间，连续二三十天，日夜开宴几百桌，凡前往祭吊者随到随开宴席。袁世凯对客人不行跪拜礼，而是用一方桌，四面绑上杠子，由8人抬着，袁世凯坐在上面迎接来客。在大院周围有身高体壮的官兵站岗放哨。由于在这个祭吊地点的官兵和祭吊者众多，又值孟冬少雨季节，袁张营附近的井水都被提干，只有在干旱的坑底淘井提水和到10里外的沙河取水。

在师寨(郑郭镇东南6公里)购买的红tǔ凹地，是袁世凯请看风水人选定而购买的。墓地面积约120亩，另外购附近耕地200多亩，以其收入供守墓人的生活费用和每年祭祀shǐ用。墓地北面建一四合院，为守墓人住所。墓地布局为：主坟地约40mǔ，坟堂园地约40亩，坟地外边立牌坊、石碑、石马、石人等约占地40亩。这块墓地北面临近沙河，南也紧靠谷河，因地势低洼，为防渗水，棺材下面用支架撑起，然后用糯米汁掺黄香糊起来，干后结成一块，不透空气，最外边再封上一层土。

刘氏这块墓地，在抗日战争前一直保存较好。抗战后期，曾两次被盗掘过，一次是国民党驻jūn盗掘的，未曾掘开；另一次是在1944年秋，附近东王营村有数十人持刀带枪，把守墓人捆绑起来，在墓地周围站岗放哨，用4天时间把墓掘开。据当地群众讲，刘氏墓中东西曾在界首出卖过，有元宝、金茶壶、金油灯、银白菜等。墓地以后连续遭破坏，守墓人住所和牌坊、石碑、石马、石人等均已无存。解放后，1958年前后兴修水利工程时，改谷河(系坡水区的行洪河道，上游纳有清水运粮河两支流)"向东南流入汾河"为"向北流入沙颍河"，红土凹刘氏墓地适当其冲，当时在附近挖—河道，刘氏残墓并未拆除，尚保留在河岸边。

张镇芳，字馨庵、号芝圃，项城县阎楼村人，生于1863年12月28日，是袁世凯的表弟。其先世从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徙项城虹桥(老城)，以耕读传家，曾于虹阳铸书楼，藏经史等书万卷。张镇芳的祖父张致远，字静斋，饱读诗书，应童子试列前茅，仕途有望。但县太爷索取贿赂，张致远因此便无意仕途。张镇芳的母亲的父亲张瑞祯，字恩周，又字雨延，半生苦读，50多岁才中了1894年乡试举人；张镇芳的母亲刘静斋，乃兵部侍郎衔、漕运总dū刘永庆的姑妈。 张镇芳1892年举进士，最初被fēn到户部，做个六品京官。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张镇芳便折回项城，由河南赶赴陕西，到潼关追及銮驾，被任命为陕西司行走，效劳两宫。1902年李鸿章病死，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chén，张镇芳开始腾达。1907年清廷以明升袁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暗夺袁的军权，直隶总督由张镇芳代署。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委任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1912年，豫西白朗起义的战火炽烈，几乎威胁到项城，袁世凯急忙派陆军总长段祺瑞赴豫视察。1914年2月，袁将张镇芳撤职，由段祺瑞兼任豫督。1915年张镇芳主持官商合股的盐业银行，以抗外资。1917年7月1日清废帝溥仪宣布复位，张镇芳被封为议政大臣兼度支部尚书。1933年张镇芳病卒，葬天津东南郊吴窑村。

张伯驹(1897—1982)，字丛碧，项城县老城乡阎楼村人。幼年过继给伯父张镇芳(民国初期河南都督)，19岁考入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科，毕业后先后在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部任职。1924年，任陕西督军署参议。1926年退出军界，进入金融界。

在1920年代后期的上海，云集这里的—些名人雅士，在一次聚会之后传出了"四公子"的雅称。四公子：一是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寒云)，虽家庭显赫，但志做名士，决不登官场；二是张伯驹(丛碧)，贵胄出身，才艺超群；三是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少年tǒng帅，沙场驰名；四是清宗室镇国将军溥侗，号红豆馆主。在四公子中张伯驹与袁克文过从甚密，友谊笃厚。

1947年6月张伯驹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投入北大学生会组织的反迫害、反jī饿斗争，因与傅作义及其顾问侯少白、军长邓宝珊有旧交，为和平解放北平曾助有一臂之力。建国后，他热心致力于文化艺术事业。1957年，张伯驹被错划为右派，因受陈毅副总理的关照，出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1971年陈毅逝世，张伯驹送挽联挂于灵堂，máo泽东看后称好。1972年，张伯驹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56年，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将名人墨宝真迹慨然献给国家，文化部长沈雁冰亲笔签发"褒奖状"。张伯驹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熔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张伯驹学京剧宗余派，还有幸与京剧大师梅兰芳合演过《八蜡庙》。

现在还有慈禧太后的墓吗？或者还有她的尸体吗？

孙殿英1928年盗掘清东陵的丑行，使其臭名远扬。军阀部队以野蛮手段用七天七夜的时间大肆盗掘东陵文物，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孙殿英是如何萌起盗陵的念头以及盗掘中的一些内幕，则是鲜为人知的。清东陵有什么清东陵是清代的皇陵之一，清代的皇陵共有五处，三处在辽宁省，两处在河北省。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北倚昌瑞山，南靠金星山，东邻倒仰山，西傍黄花山。这里群山huán抱，风jǐng秀丽，系顺治皇帝亲选的陵地。另一处则是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与东陵相对。东陵南北长约125公里，东西宽约20公里，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这里有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五座帝陵，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孝忠章皇后的孝东陵、孝贞显皇后的普祥峪定东陵、孝钦显皇后（即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等皇后陵，此处还葬有136位妃嫔（其中有身体能够发出异香的维吾尔族女子香妃）、三位阿哥、两位公主。东陵共葬有161人。东陵的中心是昌瑞山主峰下顺治的孝陵，其他各陵均以孝陵为中心依次排列两边，昭西陵、惠陵、惠妃园寝和公主陵单成体系。诸陵中以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规模较大，裕陵始建于乾隆八年（公yuán1743年），历时30年方告完工，耗费白银达180万两。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亦是气势不凡，十分独特。在隆恩殿前有一块“凤压龙”图案的丹陛石，这在清代的丹陛石中是绝无仅有的。它周边雕刻缠枝莲花，中心为丹凤展翅凌空、穿云俯首向下，丹凤之下一条蛟龙曲身出水，腾空向上，全部采用高浮雕加透雕的手法，玲珑剔透，构图别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慈禧垂帘听政操掌清朝政权达半个世纪的历史背景。孙殿英为什么要盗墓孙殿英，名魁元。一般人都叫他孙老殿，因其脸上出过天花，因而也把他叫做孙麻子。河南永城县孙家庄人。幼年丧父，其母对他溺爱娇惯，自幼养成调皮捣蛋的性格。他十几岁时开始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经常出入赌馆，很快成为一个闻名的赌棍。他还当过鸦片贩子、“庙会道”的头目。1922年，吴佩孚在洛阳时曾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毒贩，孙在洛阳不能立足，乃逃往陕州躲避。由于他在贩运毒品时结识了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的官佐，因而在镇守使署混得了一个副官职位，不久升为机关枪连连长，居然成了一名军官。以后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驻豫西直军开赴前线之机，率部哗变，搜罗郏县、禹县、临汝县等县土匪和庙会道徒，一时声势颇大。1925年春，孙殿英和其他匪首被憨玉春收编，孙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又改投国民第sān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下任旅长，旋复升师长。胡匪出shēn的山东军事督办张宗昌与孙殿英见面后，十分赏识孙，委任孙为第五师师长。在张宗昌的羽翼下，孙殿英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流寇式的军事小集团。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向国民军反攻，孙diàn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为军长。在直鲁联军节节败退之jì，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更换旗帜，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任第十二军军长，打起青天白日的旗帜。1928年正是军阀混战，国穷如洗，民不聊生的荒乱年月，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孙殿英部，被蒋介石另眼相看，克扣孙部粮饷。部下官bīng已半年没有发饷，其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上峰若再不拨粮款，恐怕开小差的更多，甚至有哗变的危险。部队这一严峻的形势，迫使孙diàn英不得不苦思着“解药”。蓦地，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萌发――“盗墓去！”另一促使他盗陵的原因是耳闻目睹东陵陵区被破坏的景况。当时孙殿英的十二军正驻扎在河北省遵化县境内。东陵自建陵以来，一直设有护陵机构守卫，那里有管陵人员，并驻有旗兵、绿营兵守护，还有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承担陵寝一切事务。但是自1914年（民国三年），经内务部将东陵红桩以内地区划归清室管辖后，守陵人员就以薪饷无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名，由护陵大臣报请清室，准予开垦土地，用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坏逐渐升级。1921年，直隶省（今河北省）省长曹锐以查办天丰益铺商盗买陵树为名，派兵一团查抄没收天丰益在东陵地区的一切财产，并设立垦植局。至此，东陵完全落于北洋军阀之手。垦植局实际上是公开盗伐陵树的机构，东陵陵树多次遭劫，“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昔日群松蔽日、苍翠郁郁的青山，至1928年已变成秃山了。更有甚者，东陵的地面建筑也被军阀和当地土著人偷盗拆毁，先是各庙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房、槛框、窗棂被拆卸一空。1927年，惠妃陵被盗，殉葬珠宝被洗劫一空，惠妃尸身弃置棺外。1927年冬，奉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岳兆lín到马兰峪收编土匪，当地土著人马福田被委以团长职。1928年6月，马福田率部由保定开赴滦县，探知马兰峪空虚无兵，遂率部于深夜占据马兰峪，改易国军旗帜。马福田向来不安分，早对东陵宝藏垂涎，只是没有机会下手。孙殿英部开驻遵化xiàn时，沿途屡见被拆毁的东陵殿宇木料大量外运，孙殿英心里直发痒。孙殿英找到顶头上司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向他诉说了苦衷。也是好赌的徐源泉没有理睬孙de诉苦，两手一摊，“唉，唉”叹息了几声，说：“蒋总司令手头也紧张，还要对付共产党，耗资巨大。希望兄弟们以精诚团结为重，再忍耐一时。”孙殿英唯唯诺诺地说了一通“理解上头的困难”等漂亮话，接着凑到徐源泉耳根，很机密地说出部下有人建议掘皇陵筹款发饷。徐源泉一听，先shì一惊，继而平jìng下来，他也觉得这是发大财的好机会，但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没有说行，也没有表示反对。孙殿英一看这阵势，心中窃喜，总指挥没有表示反对，这就是默认了。于是他决定放手大干。盗墓找不到入口孙殿英把几个师长叫来商量了一番，几个师长当然积极赞成。1928年7月初，在马兰峪各街道路口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第十二军的布告，告示从即日起在东陵进行军事演习，严禁黎民百姓入内，并限令演习区域的居民必须从速迁出，否则发生意外概不负责。老百姓看了布告，谁敢不搬出，连那些守护陵寝的旗丁，也一个不剩地出了陵区。孙殿英唯恐泄露机密，又在陵园四周设置警戒，不许任何外人入内，并散出谣言，说陵园四周布有地雷。这样一来，更没有人敢靠近陵区一步了。与此同时，驻马伸桥的孙殿英部第八师师长谭温江率部向马兰峪马福田部袭jī，激战数小时，马部不支，队伍溃散。之后，谭温江和旅长韩大保率工兵营等部开始在东陵掘墓。7月4日首先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急了，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是个40多岁的小地主，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两腿直打颤，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陵寝面积这么大，我也不知道入墓穴的具体位置，还是找几个附近的老旗人问问吧！”这话提醒了孙殿英，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但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地宫入口，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渐渐失去耐心，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折腾，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这罪，道出了离此地10多公里有个姜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古时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隧道的匠工，往往都被处死。那么这姜石匠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这里面有一段奇事。原来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救了他的命。当时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81人留下作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心里明白得很，这只不过是历朝沿袭下来的骗局，既然被留下了，就别想活着出去。这个姜石匠当时已40多岁了，几天前听乡里人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独生子，可把他喜坏了，现在要他留下来，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心里不是个滋味。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过去了。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便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姜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地拼命跑回家，这样才算捡了一条命。深更半夜，姜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迷迷hú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姜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姜石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吓得小腿肚子直抽筋，跌坐在椅子上。姜石匠想，我怎么能做出出卖祖宗的事呢？孙殿英用元宝、金tiáo来引诱，姜石匠还是一言不发。孙殿英火了，吩咐手下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转而一想，如果姜石匠经不住用刑，死了，我哪儿去找墓道入口？于是又没有上刑。孙殿英把桌子一拍：“他奶奶的，不说？把你儿子抓来，老子非扒了他的皮不可！”这一招真灵，还没等孙手下的人出门，姜石匠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在石匠的带引下，墓道口找到了，但道口被多层花岗石堵得严严的，石头与石头之间又用的是桐油糯米石灰浆粘固，真可谓天衣无缝，比自然山石还难凿。工兵营长叫人搞来两大桶硝镪水，想用侵蚀的办法打开石障，但还是无济于事。时值夜半，掘墓的官兵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瘫倒在地上。孙殿英一看急了，干脆叫部下运来炸药，牵上导火索。只听“轰、轰”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慈禧陵墓的墓道被炸开一个大窟窿，刹时“嗖嗖”――一股股阴霉气从墓里窜出，吓得官兵直往后退。“他奶奶的，还不赶快下去！”孙殿英吼道。于是掘墓官兵提着马灯战战兢兢地沿墓道往下，孙殿英又吼道：“他奶奶的，谁也不许胡来，谁胡来我崩了他！”又命谭师长带一排士兵dǔ在墓道口，谁敢携宝潜逃就打sǐ谁。这些官兵带着恐惧穿过墓道进入地宫，但见石条gōng桌上的珠宝闪闪发光，真像阿拉伯著名小说《一千零一夜》里“芝麻开门”后的情景。已半年没发薪饷像饿牢里放出来de这些匪兵，已顾不得许多了，一yōng而上，将供桌上的殉葬宝物抢得精光。然而他们贪心不足，又以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打开，那满棺的金银珠宝更是灿灿莹莹。匪兵们又群起向棺里扑去，将棺内珍宝劫掠一空。抢掠中，慈禧尸骸被扯出棺外；在争抢尸身宝物中，尸首被分拆，惨不忍睹。有三名军官为争夺宝物互相残杀，死于地宫内。匪兵们在撬动棺木时又发现一个地洞，复又将地洞宝物抢光。慈禧墓盗毕，孙殿英又命挖乾隆的裕陵。挖法与前一样，也是用炸药开墓道入口。乾隆的地宫更fù丽堂皇，其尸身已腐化，仅剩头发和肋骨等。匪兵们进去后，同样将乾隆棺的宝物抢劫一空。之后孙殿英还想盗掘顺治的孝陵，因听人说顺治帝于生前在五台山为僧，该陵里的guān系空棺，便没有下手。遂拟掘康熙的景陵，正欲动手，不料石下沟中流出黄水，后畅流如瀑布，顷刻地上已积水二尺余，故又未动手。7月11日，经guò七天七夜的疯狂盗掘，孙殿英部满载开拔西去。盗到了什么乾隆和慈禧都是清史上的显赫人物，不言而喻，两墓中的随葬珠宝一定是车载斗量。既然两墓皆被盗掘一空，那么孙殿英及手下官兵的所得一定十分丰富。关于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的殉葬品究竟有多少，如今故宫保存的内务府档案及其他资料有记载，尤其是慈禧墓记载比较详细。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至于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奢侈，据内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嗣长子李成武写的《爱月轩笔记》，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guā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人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22.8万两。从清内务府的《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和李成武的《爱月轩笔记》所载，可见慈禧墓的随葬品之巨，价值之连城。关于乾隆裕陵中的宝物，因无详细记载可查，仅能根据发现的赃物及孙殿英部盗墓时所用的车辆之多来推算了。早在盗陵之前，孙殿英就曾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名，向遵化县征调大车30辆，可想而知这30辆大车要装多少宝物。另外，从截获和上交的盗陵赃物也可看出。孙殿英、谭温江等盗掘东陵后急于想销赃，四处活动国内外有关人士。谭温江等人潜入北平（今北京），暗中委托古玩商黄百川代销珍宝，被卫戍司令部截获。8月4日，青岛警察厅侦探队在大港码头缉获孙殿英部táo兵张岐厚等三人，查获其携带的宝珠36颗。据张交待，其还在天津卖了10颗，得币1200元，这46颗宝珠是在慈禧地宫捡到的。一个士兵尚且能拥有46颗宝珠，那连、营、团、旅、师、军长所得的宝物就可想而知了。8月14日，天津警备司令部又在hǎi关查获企图外运的东陵文物，计有35箱，内有大明漆长桌1张、金漆团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猎人、瓦魁星、描龙彩油漆器、陶器等，系由某古董商委托通运公司由北平运到天津，预备出口，运往法国，所报价值2.2万元。与此同时，在遵化截获所谓国民政府内务部jiē收大员宋汝梅企图携带的铜质佛像24尊，以及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在东陵案发两个多月后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上交东陵文物中，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由此可见孙殿英部所盗宝物之巨。盗案为何不了了之孙殿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刀砍斧劈炸药炸，肆无忌惮地盗掘清东陵，理应受到制裁，但这一通天大案最后却不了了之。东陵盗墓之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党政军要员正在离东陵仅100多公里的北平，举行告祭孙中山、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由于孙殿英严密封锁消息，故北平的要员们竟一无所知。盗墓的第三天，孙殿英还派谭温江到北平晋谒徐源泉，实为打探风声，见风平浪静，谭次日即返东陵禀报孙殿英，孙更加放手掘墓。直至7月11日盗墓部队西去，北平方面仍一无所知。直到8月初由于谭温江急于到北平销赃，与所委托供销珍宝的古董商同时被擒，才东窗事发，quán国哗然。zuì早披露这一丑闻的是路透社，该社于8月5日以醒目标题刊出，之后quán国各大报均于8月6日予以转载。盗案披露后，许多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国民政府，呼吁究查主谋。文化维护会电请严办盗东陵人犯，从速收缴殉葬诸物，修葺陵寝。民族精神振兴社申请：皇陵者，我民族精神之象征也，盗陵者乃民族败类。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指出：乾隆、慈禧帝后陵寝工程坚固，断非少数人最短时间所能掘破！国宝整理委员会吁请当局：速收缴被盗国宝，严防流出海外。在全国声势浩大的声讨声中，国民政府不得不摆出一副整饬军纪、维护公理、严惩主犯的阵势。蒋介石宣称：呈文具悉，通饬所属，一体严密缉拿，务获究办，毋稍宽纵。遵蒋介石手令，北平地方法院于8月8日派检验吏俞源前往东陵检验乾隆和慈禧棺木。阎锡山电河北省主席商震派兵保护东陵，警备司令张荫梧派兵保护西陵，商震又限令遵化县fǔ严缉盗墓正犯，依法惩办。国民党要员们如此“轰动”了一番，但在谁是盗陵主犯上却含糊其辞，有时称之为“直奉联军某部”，有时称之为“逆军残部”，或“某方残军”。8月10日，以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为首的调查人员，前往东陵开始调查。刘人瑞一行到东陵后，沿途见陵墓被盗的遗痕，他们在裕陵墓道捡到铁尖锄一把，这种尖锄系工程兵所特有，非农民之物。又在马兰峪街发现孙殿英于6月的告示、旅长韩大保于7月7日的告示各一张。了解附近居民陵户，皆谓听到两陵方向传来的爆炸声。不时有军人到街上购燃料，人人腿脚都沾有地宫灰泥。又有人禀报，正值盗墓的7月9日、10日两天，见到孙军长夜间乘汽车自马伸桥至马兰峪。然而，就在政府大员调查之时，孙殿英却坦然自若，竟以十二军军长和案情以外的“第三者”身份，向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递交呈文，为盗陵的要犯、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辩护，罗列谭与盗陵案绝无关系的种种理由。徐源泉看了孙的呈文，叫人捎信给孙，给孙指点迷津：你孙殿英这次bàn事太过莽撞，冒天下之大不韪，各方已经大哗，我也难以一手遮天，进行庇荫。可是有关关键人物你们都要设法疏通，行与不行，看你们的手段。你们这回掳获不少，外人传说有几万万，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把风浪平息下来，你们要下大本钱。甚至各军团长、各军长门前也要设法打点，只要他们不群起而攻之，民众方面是可以压服的。孙殿英心领神会，连忙从东陵赃物中挑选一批珍贵的，其中一柄九龙宝剑，剑面上嵌有九条金龙，剑柄上嵌有宝石，孙托戴笠送给了蒋介石；另一柄宝剑托戴笠送给了何应钦。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据说是代表十八罗汉，shì无价之宝，那最大的朱红色的两颗，孙在天津时送给了戴笠；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孙托戴笠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含的一颗夜明珠最为珍贵，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孙将这件宝物也托戴笠送给了宋美龄。孔祥熙和宋霭龄见后十分眼红，孙便又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并将价值50万元的黄金送给了阎锡山。东陵被盗一个多月，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国民政府方面虽派过大员勘查，却无善后办法。寓居天津张园的末代皇帝溥仪闻讯后痛哭，即在张园设灵祭奠，并电召北京皇室宗亲以及清室遗臣速来津商讨善后事宜。一连两天两夜召开的“御前会议”，决定派宝瑞臣、耆寿民、陈诒重等人前往东陵勘查，办理一切善后事宜。8月18日，宝瑞臣等70余人乘车驰赴东陵。到东陵后，首先对乾隆、慈禧二陵及其他陵进行勘查，然后着手帝后的复葬。原打算按乾隆、慈禧长幼辈序，先重葬乾隆，再葬慈禧。但因当时乾隆的裕陵地宫积水很深，需排干水后才能复葬，故先到普陀峪定东陵复葬慈禧。当然，在这些清室遗臣们面前呈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况。直到8月31日，乾隆遗骨才被复葬。自东陵被盗后，清室遗臣多次到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陵凶犯，但要犯谭温江却被保释出狱，其他盗陵rén犯又多逃出北平。各界人士纷纷电请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北平总商会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此案。不得已，阎锡山电令卫戍司令部从速组织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由商震上将任审判长。迫于舆论，陆军监狱马上将保释在外的谭温江重新收押，听候审判。与此同时，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也将谭温江以前呈报所谓马兰峪剿匪所得的东陵珍宝加封保存，移送卫戍司令部，并向外界表示对部下决不宽贷。东陵盗案于1928年12月中旬由军事法庭开庭调查，此后即归于沉寂。直至次年4月20日方开庭预审，至6月8日终审。预审中，主犯谭温江拒不承认盗掘一事，而主谋孙殿英更是逍遥法外，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编独立第二旅旅长，并协同任应岐讨伐张宗昌。6月15日，军事法庭决定拟出审判书呈报中央，将谭温江等嫌疑犯在押，故久悬未决的东陵盗案结束。军事法庭上报几个月过去了，因案情盘根错节，难以判决。这时孙殿英已率领军队到陇海线上与阎锡山、冯玉祥取得联系，又在嵩山附近民军中收抚了两万多人，深得阎、冯的器重。经孙殿英与阎锡山交涉，谭温江亦被释放。以后孙殿英不断加官进禄，提任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庞炳勋投敌组织新五军。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为“曲线救国”的“忠臣”，被委派为先遣军总司令，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河南汤阴的战役中，这个20多年来一直逍遥法外的盗陵主犯，终于被解放军生擒，后死于战犯收留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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