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广西植被志要》.pdf_广西壮族自治区志：内容简介：前言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东亚大陆东南缘，北回归线在自治区中部通过，占据亚热带（包括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及逐渐向热带过渡的区域，我们称后者为北热带（李治基等，1964）。境内气候、地质、地貌和土壤变化复杂，特别是石灰岩地层广布，约占全区总面积的50%，这就使得植物种类组成多种多样，生物资源极为丰富，植被类型复杂。

资料信息表

内容简介：前言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东亚大陆东南缘，北回归线在自治区中部通过，占据亚热带（包括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及逐渐向热带过渡的区域，我们称后者为北热带（李治基等，1964）。境内气候、地质、地貌和土壤变化复杂，特别是石灰岩地层广布，约占全区总面积的50%，这就使得植物种类组成多种多样，生物资源极为丰富，植被类型复杂。因此，通过研究摸清全区不同环境下的植被及其分布和演替规律，不但对认识我国整个热带、亚热带的植被性质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规划这个区域的生物资源的开发、土地的合理利用和综合农业的发展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前，广西没有专门的机构从事植被的研究，只有一些学者在从事林业或某些经济植物研究中涉及植被的一些问题。应该说，真正的植被研究工作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正式开展起来的，主要是由于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所推动。 1952年，巴西橡胶树宜林地选择的考察，促使专家们必须从研究植被入手，分析调查区域能否选择出适宜发展巴西橡胶树的地段，桂东南、桂南和桂西南的植被研究就这样逐步发展起来。 1953年春，为了统一全国植被研究方法，特别是建立适当的热带和亚热带植被的研究方法，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组织全国各有关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70多人，包括老专家和中、青年植物学与土壤学工作者，其中来自广西的同行最多，集中在兴安县大榕江镇，以大榕江流域为野外调查试点，实行边学习、边调查、边讨论和边总结的办法，从大榕江-司门前-华江-猫儿山顶（广西第一高峰，海拔2 141.5 m）一线开展工作。当时还没有公路，一切靠走路肩跳来解决，工作是相当困难的。专家们怀着认识自然和科学地利用自然、建设祖国的信念，爬山涉水，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调查任务，搜集到大批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最后写成了专门的报告。这次学习和调查不仅对广西的植被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参加者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之后，积极提倡或者直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许多老专家为建立专门的植物生态学研究和教学机构而奔波，一些中年的植物分类学家和土壤学家视野扩大之后也积极参与或领导植被的研究，青年学者更加坚定了从事植被研究的信心。他们以后在参加边远地区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参加已开发地区生态建设和综合农业发展的研究中，都起到了骨干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这不能不被认为是中国植物生态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而广西作为东道主在这方画的贡献是巨大的。这次典型调查历时约一个月，以后分兵两路前往广西左、右江流域和湘西一带，这些工作为以后这两个区域的植被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 1955-1956年，在广西植物研究所主持的广西主要树种调查研究项目中，广西农学院林学系承担了树种生态等课题，并和广西植物研究所一起制定了一项长远的树种生态学研究计划。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该计划于1958年中断，但是，在广西，个体生态学和群体生态学的发展都与这项研究有密切的联系，至今，类似的工作还在继续，还有大量的资料急待整理总结。已发表的《蚬木的生态和营林问题的研究》和《关于广西主要经济林木生态地理分布及其布局》就是这项工作的代表作，它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阐述的论据和详尽程度，都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和重视（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林学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室，广西植物所，1978;李治基和王献溥，1965）。 1957-1960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在红水河流域、桂西南和十万大山地区作了比较详尽的调查，广西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了桂东南热带作物宜林地的考察，都为以后在这些区域从事植被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中国科学院华南热带生物资源考察队，1963）。 从1961年起，广西植物研究所主持开展了龙胜花坪林区、龙州弄岗林区、兴安猫儿山林区和金秀大瑶山林区的综合考察，使植被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广西花坪林区综合考察队，1986;广西弄岗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队，1988;广西大瑶山自然资源综合考察队，1988；王献溥等，1983；王献溥和李信贤，1984;王献溥和李信贤，1986；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等，1985）。现在，这几个区域都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并且全被评为国家级保护区，大大推动了全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63年自治区科委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广西植被调查队，组织区内外约100人的队伍，由广西植物研究所具体负责，选择不同区域有代表性的县为单位，开展以植被为重点的综合考察。这不但弄清了资源的基本情况，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还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其中，对阳朔、田阳、田东、武鸣、龙州、容县的工作是比较详细而有成效的。与此同时．1964年进行了广西植被线路考察，对广西植被全貌及其地理分布规律获得初步轮廓性的了解，为选点进行典型性调查提供了依据。虽然这个调查队只维持了5年，但一谈起它的工作，就会让人回忆起它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工作的详尽而细致，同行们工作的干劲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令人精神振奋。以后，这项工作结合农业区划和其他群众运动继续了若干年，做了许多县的调查，虽然在植被调查方面稍微简略了一些，但对全区植被的区划和制图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就是同一时期，自治区科委的农业耕作制度研究室以县为单位开展了农业耕作制度的调查，这对栽培植被的研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和广西植物研究所把植被研究更深入一步，共同或分别组织了许多小型的专门调查小组，根据编写广西植被专著的要求，到研究较少的地区进行详细的补点研究，一直延续至今。80年代初，为了适应林业发展的要求，区林业厅将广西森林生态的研究纳入科研长远规划内，并得到区科委的支持和资助，委托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承担，要求在不同区域建立定位研究站网络，深入开展人工林和天然林的研究，先后在龙胜里骆林场、宜山庆元林场、岑溪七坪林场和田林老山林场建立定位站，也促进这些区域植被深入的研究。1984年广西农业区划委员会为了展开县级植被区划工作，委托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开办生态与植被学习班，为时两个学期，培养出各县的植被研究骨干人才共100人，并将所进行的灵山和灵川两县植被调查作为示范。当然，还有许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组织过不少专题性研究工作，例如草地类型和畜牧业的发展、石灰岩地区土地合理利用、林业资源普查、海岸滩涂资源调查、珍稀濒危物种的研究和自然保护区网的发展，也大大推动了植被研究工作的发展。 总之，广西近60年来的植被研究经历了野外调查、典型地区半定位、定位和试验研究的发展，从粗放定性研究向比较详尽而定量研究的方向发展，并且与农林牧渔的发展与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密切结合在一起。本书就是根据上述各方面的调查资料，经过几十年的分析和综合写成的。参加野外工作的同志很多，主要有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王献溥、何妙光、郑慧莹、胡舜士、陈伟烈、刘永安、金鉴明、王绍庆、鲍显诚、陈佐忠、孙成永等）、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现为广西大学林学院）（李治基、李信贤、黎向东、温远光等）、广西植物研究所（袁瑞中、苏宗明、金代钧、覃浩富、刘寿养等）的工作人员。在野外调查工作中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的帮助和支持，谨此以表谢忱。 书稿的编写从2003年开始，2009年始得到植被与环境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植被志》编研”重要方向项目、环境保护部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201209028)和科技部“推动中国绿色发展的重大战略及技术问题研究”项目(2010CB955905)的支持。衷心感谢乔鲜果、刘慧明、熊利军、丁金枝、孟婷婷、李国庆、刘长成、乔竹萍等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学习的学生和同事以及奚岩女士在书稿的打印、编辑、校对和图表制作等方面给予的大量协助。 著者 2014年5月编纂人员：高新景出版单位：高等教育出版社